《在中間地帶》起名于我和一些密友之間談論我們這些游子的處境的對話。在中間地帶，有點兩頭不靠岸的意味，適合于用來為“無家可歸” 的尷尬處境作自我解嘲式的辯解。但是，最終，這個說法體現(xiàn)的確實是我一向對于自我生存狀態(tài)和身份認同的定位。近二十多年來，我離開“故土”在“海外”生活和工作，自然是處于一種游離變動的狀況。從中國到法國，再到美國定居，再加上時常地奔走于世界各地，看來沒有比在中間地帶更形象的形容了。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其實遠在離開中國之前，我就認定，一個當代的公民，必須是他或她所處的社會和時代的批判性的見證者，并需要身體力行地為自己的社會和時代提供解構其各種本質主義（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之類正是其登峰造極的極端化意識形態(tài)表現(xiàn)，而獨裁和法西斯乃是其行動的方式）的精神束縛的想象和方案，以使得每一個個體能夠自由選擇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身份認同。我們是生而自由的世界公民，正是因為如此，我，應該說還有我的志同道合者，或者說我們，才會去選擇藝術、文學、哲學以及各種研究社會、歷史和人文的工作。把自己放在一個與為（廣義上的）官方所認定并且為權力體制所確立的觀念和價值保持“批判的距離”的立場上不僅是一種專業(yè)上的必要，同時更是一種生死攸關的生活抉擇。因此，要不違心地生存下去，我們必須想象、開拓并且堅守我們的中間地帶，一個在一切確定性、本質主義及其權力體系之外的第三空間。
　　生存于中間地帶——不僅是地理上的第三國，而且是一種生存方式的徹底改變：永遠在不同的國家和文化之間遷移——不論是物理上的位移還是精神上的天馬行空，由此而鑄成的身份注定是多重的、復雜的、混血的；既是全球的又是地方的，既是個人的也是公共的，并且不斷地衍生新的內容和實質，進而影響所到之處的社會現(xiàn)實的變化。簡言之，這體現(xiàn)了所謂與“全球一體化（同質化，英文的globalisation）”相對的，以多元化為前提的“世界化（法文的mondialisation）”的精義。即在遷移于不同國度和文化之間，以及在與之談判的過程中，我們在制造種種新的現(xiàn)實演變的方案和實驗，由此衍生出新的現(xiàn)實本身，亦即制造新的世界，這個世界是全球性的，也是多元共存的，并且是不斷變動和更新的。今天真正有價值的時代產物，包括藝術、文學、哲學和其他領域的創(chuàng)作，其實在根本上都體現(xiàn)著這種混血和過渡的性質。中間地帶，正是創(chuàng)造的樂土。
　　作為一個以藝術、文化評論和展覽策劃為主要專業(yè)活動的寫作者，我認定，立足于這樣一個中間地帶，對時事和歷史保持距離，是我思考和實踐的起點。同時，無獨有偶，我生活在一個非母語的環(huán)境里，一切的思維、想象和交流都是透過“他人的”語言來進行的，無意中，“他人的”語言已然變成了我的新母語。但是這種新母語永遠是借來的語言，不可能盡善盡美。另一方面，原來的母語（其實，我的母語是哪一個？粵語還是普通話？這本身就是一個難以確定的命題）也因為時代和社會交流方式的變化而“與時共進”了，時常令我無所適從，最終我只好在一種語言的中間地帶里討生活：用非母語——英語和法語——來寫作。 無可否認，這種選擇是有著嚴重缺陷的：無法真正精到地把握該語言的文學和詩意的精髓。但同時，這也是一個與“他人”不斷交流和翻譯的過程，我們可以在理解、誤解“他人”和與之談判、融合的過程中產生和發(fā)明新的意義。實際上，這體現(xiàn)的幾乎是每一個人在當今時代的全球化生活、思想和表達的最真實的狀況。也許，關于我們時代的大量文化、藝術、社會和政治的課題，以其本身固有的混血性質而言，使用不純粹的非母語可能是最為合適的方式。如同眾多學者所主張的，文化之間的翻譯從來都是人類文化歷史進展的動力和文化存在的根本方式，認同這一點在我們的時代尤其重要。這是一個不同的全球化觀念互相對峙和爭奪的時代，各種獨裁的強權體系試圖以或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的“老大哥（Big Brother）”頒令的大一統(tǒng)官方語言，或是自由資本主義的、以消費主義為目的的、傳媒式的、奇觀式的（spectacular）的、把語義簡化到“品牌化”（branding）地步的“普通話”，來對每一個自由和智慧的個人實行洗腦，以使整個社會徹底奴化為服務于其利益的工具。與此相對，越來越多的個人和集體正在覺醒過來，堅守語言的多樣性、豐富性、復雜性，以至混血性，以多元化來抗衡大一統(tǒng)的霸權。在這種情勢下，我們必須發(fā)動我們的想象力，創(chuàng)造我們中間地帶的語言，游弋于不同的文化之間，尤其是各種文化的邊緣和另類的空間和狀態(tài)之間，以語意的不穩(wěn)定性和開放性來拒絕被任何主流的強權控制——拒絕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說的語言的法西斯主義。這種法西斯主義不是不許別人說話，而是強迫語言的使用者按規(guī)定的方式和語意去說話。中間地帶的真正意義，就在于建立這種拒絕被奴化的語言烏托邦。換言之，這也引導我們去想象開放和自由的政治烏托邦。
　　巴特提出文學通過與語言捉迷藏般的躲躲閃閃，運用對語言固有形式結構施展“騙術”的把戲來從語言的法西斯主義中解放出來。文學的不可捉摸和多元多變，特別是其自成一體的中間地帶或者第三空間式的地位，有力地體現(xiàn)著一種徹底的自由。藝術作為不可言說的第三空間，一個永遠需要貼近但永遠無法用文字語言翻譯的中間地帶，而描述和傳達這種中間地帶的涵義和價值的語言——藝術評論的語言，自然也是這個中間地帶的一個部分。正是這樣的語言“把戲”指向著我們智慧和心靈的自我解放之道。
　　今天，這本以英文出版的文集得以翻譯成中文出版，這實際上又是在本來就混雜和復雜的表達上加上了一層新的模糊性和不可避免的誤解。但是，這也給予了作為原作者的我一個和使用中文，或者說至少是我母語的一個部分（普通話或國語）的朋友們進行交流，以至接受他們評判的一個機會。同時也算是給予多年來鼎力支持我而又無從閱讀外文的父母、親友和師長學友們的一個小小的交代。最后，這也可以視為我工作的一個新的中間地帶吧！ 為此，我特別要感謝促成此事的、與我共事多年或者新近結識的“戰(zhàn)友”們：余小蕙作為原書的編輯，歐寧作為原書的“共謀”（策劃、設計和中文版的發(fā)起者），艾華蓮（Evelyne Jouanno）、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杰羅姆？桑斯（Jér？me Sans）、高明潞、卡羅林？特伊（Carolee Thea）、沃特？戴維茨（Wouter Davidts）和泰勒？凡邁爾海格（Tijl Vanmeirhaeghe）、安妮特？巴爾克瑪（Annette W. Balkema） 和漢克？斯拉格（Henk Slager）作為合作者， 李如一、翁笑雨和周偉馳作為譯者，董冰峰作為最終促成中文版出版的“媒人”；同樣重要的是中文版出版者蜜蜂出版公司的張業(yè)宏、周凌及其同事，英文原版出版者Timezone 8 （東八時區(qū)）的羅伯特 ？ 伯納歐（Robert Bernell）和他的同事，以及不一一細列的各篇文章的原出版者。當然，我不能忘記多年來給予我精神的養(yǎng)料和靈感的藝術家和各位同行。最后，我最深切的感激要給予我的生活和精神的最親愛的伴侶和支持：我的妻子艾華蓮和我的女兒Kim（仲儀）。
　　中間地帶就是我的，也許還有你的，或者說，我們的，永遠的生存之地……

                                                                                                         摘選自《在中間地帶》